在学者资中筠先生看来，一个人的思想深度，与他对母语的熟练程度息息相关，一个中文底子不好的中国人，思想不可能很深刻。而爱国的本质，就是了解这个国家民族真正优秀的文化传统。

中文是一种文化底蕴

文 | 资中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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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《中国人应该首先学好中文》。那是2008年，为了迎奥运，媒体大肆宣传学外文。打开电视，在记者的诱导下，街头各行各业的百姓似乎都在积极学外文，连在公园晨练的老大妈也说学了外文便于出国探亲云云。

与此同时，电视的字幕充满错别字，广告乱改成语成风，所谓“历史剧”中半通不通的对话，人物的称谓混乱：称对方父亲为“家父”，自己的妹妹为“令妹”，把自己家叫做“府上”等等，不一而足，惨不忍睹。所以我有感而发写了那篇文章。

现在似乎忽然走到另一个极端，强调学中文、弘扬传统文化了，就要压缩外文，在高考中降低外文的分量。似乎学中文和学外文互不相容。

我必须首先声明，我主张学好中文绝不是与外文相对立，也与现在以所谓“国学”抵制普世价值无关。更不赞成那种让小孩子穿着古装读《弟子规》、《三字经》之类的做法。不过我的确坚持中国人首先要学好中文，是作为一种基本文化底蕴的养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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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每个人都是用母语思考的。一个人的文化底蕴和思想深度与他的母语的程度有很大关系。汉语自成体系，与其他语言都不相同。一个欧洲知识分子往往精通几国西方语言，都可以运用自如，可以有双母语，甚至三种母语。但是不论中国人还是其他国家人，同时精通汉语与一门西方语言而都达到母语的程度的，是极少数。这是指真正的“精通”，运用自如，而不是一般的“流畅”。

比起上一代的人——我的老师、父母辈，我的旧学底子差多了。但是与下一代相比，又好像学得稍微多一些，就是我的同代人，情况也很不一样。

举一个例子，有一次一些人随便聊天，有人说到了某些大人物的糗事，我脱口而出说真是“墙有茨”。一位专门研究古诗词的大学教授非常惊讶，说你是学外文的人怎么还知道“墙有茨”？

这个词是《诗经》里的话：“墙有茨，不可扫也，中冓之言，不可道也。所可道也，言之丑也”。以后，“墙有茨”就隐喻宫庭中的秽闻。

老一代的人说话不喜欢太露，一般爱用隐喻，这是很寻常的比喻，我少时就听大人说过。而在那位比我年轻的教授看来，这种典故只有他那样的古典文学专家才懂。说明我这代读书人一般常用典故，到这一代人就成为专业知识。这还不是年龄的“代”，而是学校的教育和文化氛围的变化。

中文的成语、典故特别丰富，并已融入日常话语中，几乎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这正是其魅力所在，也是几千年文明的积淀。对成语、典故的运用也成为写文章的一大艺术。当然不能要求人人都是文章高手，但是基础的语文教育至少应该严格规范，应该有一定的要求。

每个人本能地都用母语思考，所以对母语的修养越深，能调动的资源、语汇以及联想就越丰富。当然语言也是有发展、变化的，时下的许多新的网络语言，老一代的人就跟不上了。不过要成为汉语文化的一部分，还有待时间的淘洗。

03

我的中文熏陶来自三个方面：家庭、学校和自己乱看书。我只是个案，有我们这一代人的普遍性，也有特殊性。

其一，家庭。我最早知道的诗就是“春眠不觉晓”，那是我三岁的时候，早晨起来正好外头下雨了，我母亲一边给我穿衣服，一边吟这首诗，用她的方言湖州调吟。每一个地方的方言不一样，吟的调子也不一样。我母亲是湖州人，所以她就是用湖州话吟。我到现在想起“春眠不觉晓”这首诗，自然心里就出现湖州调。

我中学有一位国文老师是河北人，他在课堂上教那个古诗十九首“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”，就是用河北调来吟的。所以我现在想起这个诗的时候，就出现那个调，与湖州调完全不同。吟诗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记得住，跟唱歌一样，而且对音韵、平仄自然而然就熏出来了。但是用普通话是很难吟的，连有的韵脚都不对。

那时候天津也有外国学校，类似现在的国际学校，所有一切课程除了中文都用英文教学。太平洋战争之后，学校里英文让位于日文，英文程度下降。我父亲有些我们看来比较“洋派”的朋友就把孩子送到国际学校，主要为了学好外文。

父亲对此略有动心，可是我母亲坚决反对，她认为假如中文底子不打好的话，这个人的思想不会深刻，洋文再流利，毕竟还是中国人。外文以后可以补，中文错过了就补不回来了。所以我继续留在原来的学校。我很感谢她这个决定，也认同她的看法。

其二，学校。我在天津上的耀华学校是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到高中三年级，十二年完整的学校。那是一所很好的学校，其他方面不讲，这里只讲中文教学。

中文和数学是最主要的主课，一星期至少五堂。从小学三年级起，就另外加一点文言文选读。我最初读的是李白“春夜宴桃李园序”，琅琅上口，很快就会背。

中学六年的课本大约文言白话各半，文言的课文好像是基本按年代排，例如初中一主要是先秦文章，初二秦汉文……高三是晚明和清朝的文章。老师在课堂上重点讲的都是文言文，他觉得白话文用不着太教，挑几篇做一点提醒，自学就行。所以我印象深的都是古文。

我们那个学校很特别，中学六年基本上作文都做文言文，国文老师的理论是，文言文做好了，不怕白话文做不好，以后有的是机会写白话文。这也许有一定的道理，我后来当然主要都是写大白话，完全没有困难，但是文言文的底子无形中对文风通顺、简练，和遣词造句的推敲是有帮助的。

这样说起来洋洋大观，好像读了一大堆古文，四书五经，其实我们只读了三书二经，还只是少量选读，不可能像前人那样从头到尾每一本都读。但是这样浅尝辄止跟没有接触过是非常不一样的，选读的多是比较精彩、有用的。

我们对成语、典故的出处了解许多，而且对于汉文的美有了鉴赏力，对于过去的那些人和事觉得特别好玩，古代士人的境界、他们的幽默感、他们的表达方式，都使我对我们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产生了非常深的感情。是很有趣、很美丽的，这么一种感觉，而不是非常苦的、非常枯燥的感觉。

我觉得这个感觉应该归功于老师，不管在家里还是在学校碰到的，那些老师每一个都可以成为模范教师，他们都是全心全意的，对教的内容自己非常投入，特别欣赏。他（或她）给讲一首诗的时候，自己就先摇头摆尾击节赞赏，甚至自己感动得都要落泪的地步，你就跟着她一块欣赏，一块儿感动。而不是为了将来要准备考试而使劲记。

其三，课外乱看书。我学生时代自己读的杂七杂八的东西远远超过课堂教的。商务印书馆出的幼儿文库、少儿文库、中学生文库，是我最早的课外读物，内容丰富，图文并茂。特别是其中有讲成语、谚语故事的，非常有趣而且有用。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样的读物。

我们那时学习比较宽松，放学后家庭作业比较少，所以有许多闲暇看闲书。母亲虽然对我管教比较严，但只要成绩单使她满意，对我看书从不加干涉。我主要是养成了“读字”的兴趣，不一定是看书，逮着什么看什么，对一切有字的东西都好奇，包括买东西包的报纸，都要看一看。有时竟然也会有意外的发现。

所有这一切对我主要是起文化熏陶的作用，形成一种审美趣味，后来不论怎样从事“西学”，周游列国，或是强制“思想改造”，这种熏陶形成的底色是很难改变的。过去是不自觉的。到了晚年日益精神“返祖”，才意识到什么叫“文化底蕴”。

04

以上是我自己的一些体会。举例也是挂一漏万，免不了片面性。我决不是提倡现在的小学生花很多时间大量学古文，更不提倡读经。我要说明的是作为中国人打一点中文基础是一种文化底蕴，一种熏陶，不是作为实用的工具。

有这个熏陶和没这个熏陶，跟人的思想深度、审美品味、待人接物的教养是不一样的。然后在接纳外国文化时，在取舍之间的品味也是会不一样的。而且中国文字、文学有那么丰富美好的东西，生为中国人，如果不知道欣赏，该多可惜！

现在是知识爆炸的时代，要学的东西太多了。我的旧学根底不算深，而现在的年轻人就是要学我学过那一点点也没有那么多功夫。只能浅尝辄止。如同到了一个精品店里，琳琅满目，你浏览过，知道有这种非常精致、漂亮的东西，你不可能有力量把它全买过来。

但是你看见过，以后想起来的时候知道还存在这样的精品。如果你只进过卖粗糙、劣等货的商店，以为那个就是好东西，那见识、品味就是另一回事。进过精品店，有了这个见识，就曾经沧海难为水了。

不管怎么样，现在的小孩要学的东西实在太多了，例如那些层出不穷的新电子玩意儿我都玩不过十岁的孩子，所以学古典文学占多大的比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你怎么选、怎么教、怎么给学生以美感、为他们培育文化底蕴，为以后进一步登堂入室打下基础，这就在于课本的编撰和老师的教学的见解和艺术。

现在一天到晚讲爱国主义，其实爱国也不是空的，有了这个熏陶，自然而然就对中国文化，对我们这个民族产生非常深厚的感情，觉得那是不可替代的，你的这个精神故乡是不可替代的。不用人家来强制你，这是一种永久的感情。

当年西南联大有一位历史教授叫皮名举，他说过这样一句话：“不读中国历史不知道中国的伟大，不读西洋历史不知道中国的落后。”就是说你一方面觉得它非常伟大，你非常热爱它，但你必须承认它在很多地方是落后了。他说这话是在抗日战争的时候，但是这个话我觉得什么时候都适用。

说我们哪些地方不如人，落后了，并不等于你不爱这个国家、不爱这个民族。因为你知道它有这样的历史，它有这么美的东西，你已经欣赏了、你已经体验了。但是同时承认它有哪些地方是那么不如人意，这就是为什么我特别维护鲁迅的地方，他的伟大和深刻也在于对我国我民深刻的认识。

还有像胡适，表达的方式跟鲁迅非常不一样，而且后来政见也不一样，但是他们对国民的认识其实是相同的。包括陈独秀在内的这些人，他们中国文化的修养都很深，都热爱这个民族，但是同时他又特别深刻地感觉到它的不足之处。爱之深而虑之远,而责之切，就产生要努力改进它的动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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